转型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杠杆解”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宏观经济及劳动就业,面临“外三化”(即数字化、全球化和绿色化)和“内三化”(即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内外交困”的多重压力和挑战。伴随着“刘易斯拐点”或迟或早的到来,中国劳动力在总量上无限供给的时代终将会过去,但随着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工业化发展峰回路转、人口和劳动力城镇化转移走向市民化,中国转型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加剧,未来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就业发展的战略指向将会成为必然选择。
关键词 就业 中国就业政策 总量供求 结构矛盾 战略指向
作者简介
李宝元,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主著作《人力资本论》、《人本管理学义》、《人力资源管理通》等。
深刻认识就业及就业政策的重大战略意义
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而且是民权之根。充分就业,是世界各国政府施政的首目标,是他们以保护民权为己任、得到选民支持都不得不放在首位的宏观政策目标。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来说,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是推动实现国民经济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顺利实现“中国梦”的必条件和必然选择。
首先,以传统劳动经济学理论视点来看,劳动作为人们谋生的基本手段,就业确实关乎“民生之本”。人为什么劳动,或者说,劳动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重意义究竟何在?再换句话说,劳动对人来说究竟是一种“外在”被迫的人生苦难,还是具有“内在”价值和意义的生命体验?对此,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劳动经济学)的回答是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它将劳动假定为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其基本理论基础就是劳动是为了谋生,为了解决“吃饭”,人们都是为了“挣钱”、“吃饭”而不得不劳动,所以劳动就业才被看作是“民生之本”。其实,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基于物本功利主义的肤浅偏见,即用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待劳动就业。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实际情况出发来看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
早在1876年,恩格斯就曾写过一篇著名文章,题目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2年后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在这篇带有科学考证性质的哲学论文中,恩格斯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发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作用,实际上已经正面地触及了“人之所以为人”这个本源性哲学问题。他在开篇一段是这样说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肯定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确实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供劳动的材料,而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可见,从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看,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低等动物的根本标志,工作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也就是说,人需通过劳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通过工作才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意义。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人”来说,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其本身就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生命形式,具有内在的人生价值意义。
不错,人类劳动曾经历原始社会“蒙昧初开”状态,那时候人类劳动往往与生物界捕食性活动“自然一体化”,不分彼此、难分高下;后来历经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雇佣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轻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性和邪恶性,也都使一大部分人(如奴隶、农奴或雇用工人)的劳动或工作“非人化”,异化为一种外在的、被迫的、不自由和不人道的,甚至是“苦难深重,牛马不如”的体能劳作。但是,对于“人”来说,这是一种“劳动异化”,它毕竟不属于人类社会的“本质”,不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正义”指向。历史应该是超脱于自然的“真正人的社会史”,我们不能对这种非本质、非人性、非正义、非正常的假象“信以为真”,去误解“人”乃至误导人的“劳动价值”。对此,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也有经典论证。韦伯毕生致力于世界各民族宗教“经济伦理观”和“精神文化气质”的比较研究,他在2世纪初发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书中,韦伯认为,西欧民族经过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各派“新教”,其主教义即“神召天命”思想乃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新教倡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工作都是“神的召唤”,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从上帝的角度看,所有人的所有职业、工作和世俗事务本身都是正当的、崇高的道德活动,工作成就和成功正是一个人真正属于“上帝子民”的最直接、最崇高体现;人努力劳动、积极工作,不是为了追求超越需的外在物质利益(这种追求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是“邪恶”的),而是体现“神的意志”,形成一种“善”的人生目标和精神追求。②其实,这种从宗教意义上引申出来的“工作态度”,不仅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且蕴涵着更深刻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
关于工作的内在价值及激励意义,不仅有大量的直觉经验支撑,而且在理论上西方管理学家早有经典实证论析,其中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就是赫茨伯格等人的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motivation-hygiene factors)。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F.Herzberg)与莫斯纳(B.Mausner)、斯奈德曼(B.Snyderman)合作,对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家企业2名工程师和会计师工作满意情况进行了实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工作激励》一书,首次出激励——保健双因素论;1966年,赫茨伯格在《工作与人性》一书中对于激励—保健因素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受到了广泛好评并产生深远影响。③赫茨伯格等人采取关键事件访谈调查方式,即通过访问被调查者,请他们回答在工作中哪些事件使其感到“非常满意”或是“非常不满意”。经过分析调查结果,他们发现对于工作感到“满意”的因素与“不满”的因素是有明显分别的。当被调查者对工作“满意”时,他们倾向于认可与工作内在有关的因素,诸如富有成就感、工作成绩得到认可、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负有重大责任、充满晋升机会和成长发展前景,等等;而当感到“不满意”时,他们则倾向于抱怨那些属于外在条件方面的因素,如公司政策不合理、监督管理不当、与主管关系不协调及工作条件差等。赫氏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的基本政策含义就是工作本身是最直接、最根本的激励因素,赋予人们“丰富化”的工作及充满“挑战性”、“成就感”和内在价值意义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空间,是避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困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证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及政策取向。
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就业还是失业,人们有没有工作机会,不是一个简单的“吃饭”问题,而是重的“民权”问题。在当代社会,一个人没有工作机会,即所谓“非自愿失业”,已经不是“没饭吃”那样简单的谋生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民权”问题,即一个公民天然的、绝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被剥夺的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正因为如此,现代世界各个国家,无论大小穷富,无不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首宏观政策目标和施政任务来抓,从不敢稍有疏忽懈怠。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完善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号称“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主义政策保护下,一个劳动者即使失业,不仅“吃饭”(维持生存)不成问题,而且可能还会吃得很好,甚至可能过上很“奢侈”的生活,但即便如此,几乎所有现代国家政府都仍然将充分就业作为其施政的首政策目标。例如,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身为阿肯色州州长的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之所以打败前总统乔治·布什而获胜,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利用选民对“当前愚蠢的经济(形势)”下持续升高的失业率(从两年前的5.2%上升到7.8%)的失望;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2年前,即198年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与时任总统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的总统竞选博弈中。④对此,如果不从“就业乃民权之根”的意义去深刻认识,这些会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一个人通过双手劳动谋取的,不仅是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生存手段,而更重的是“作为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同样,通过就业(即正当的社会工作)来获得的,也不仅是外在的职业体面或社会地位,而更重的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具体体现及高度实现。一个人失去工作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失去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这应该成为我们看待就业、政府推行充分就业政策最具根本性、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或理论根据。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宏观经济及劳动就业,面临“外三化”(即数字化、全球化和绿色化)和“内三化”(即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内外交困”的多重压力和挑战在遭遇金融危机、走向绿色发展的数字化生存时代,多年来主依托“中国制造”支撑和推动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否可持续?伴随着城镇化这个主旋律,人口与劳动力在空间区域流动配置上显著的城市集群化和东部沿海集聚化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在多重的社会矛盾中,怎么释放和分享“改革红利”才能使市场化改革坚定不移地持续下去?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中国政府宏观经济及就业战略选择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潜在风险。⑤改革开放3多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循序渐进,以及人口再生产方式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就业形势也有所变化和缓解,政府在解决和安置劳动力就业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仍很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转轨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及一系列特殊人群的就业问题及其深刻根源尚不清楚,对此,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专家学者都予以了极大关注,并进行各自的理论解释,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及其团队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就是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该成果已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⑥该项目从供给、需求和供需匹配等研究视角出发,通过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来解释转轨时期中国就业问题的特殊性,从而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就业问题供重依据。笔者将在下文中对其相关观点作商榷性评述。
劳动权、工作机会本身对于一个人之所以为“人”具有决定性的内在意义。如果失业,就意味着失去了做“有用之人”的机会,丧失了创造价值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必条件。正因如此,失业才成为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保障充分就业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首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也是转型期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
关于转型期中国就业形势、焦点问题及未来走势的基本判断
赖德胜教授认为,当前我国就业领域的主矛盾表现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矛盾、国民经济重型化与扩大就业的矛盾、流动人口增加与城市就业压力增大的矛盾以及就业难与技工荒并存的矛盾,而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和转移就业是目前就业领域的重点和难点,这也决定了中国就业政策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大体上说来,这一判断抓住了中国就业问题的症结和领,但相关理论逻辑及现实根由有待进一步探究。
首先,应该承认,在经济学意义上,劳动就业作为一种引致性需求,经济发展方式对其有着决定性影响;而工业化是中国“发展中”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是依托“中国制造”支撑和推动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客观史实。1978年~28年,工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在35%~45%间徘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与GDP增长率高度同步;在波动方向和幅度上,工业增长率对整个经济增长率具有明显的引领拉动作用。198年以来,在中国出口总额及其变化中,食物及主供食用的活动物、饮料及酒类、动植物油脂及蜡、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份额不断下降,而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纺织产品、橡胶制品、矿业产品及其制造、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等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不断快速增加,后者最低占到6%多、最高接近95%,特别是21年以来,中国出口规模的快速增加,其主动因是来自工业制造业的拉动。⑦显而易见,近年来享誉世界市场的所谓“中国制造”现象,就是依托廉价劳动力发展低端出口制造业获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一个写照。关于经济发展方式对就业的影响,赖德胜教授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必但非充分条件,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地促进就业增长,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能否带来就业增长和扩大就业机会,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增长率,还取决于采用何种增长模式;长期以来,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年以后资本深化对就业负效应显著增长,资本正在加快替代劳动,这是2年以后就业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导致经济超常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加上在低层次劳动力供给过剩情况下,以较低的工资实现了一定幅度的就业增长,进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以及出口下降导致就业岗位缩减等,都成为影响就业扩大的主因素。
其次,对于中国这样的“三农大国”来说,在“改革开放”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城镇化这个主旋律,人口与劳动力在空间区域流动配置上,呈现出一种显著的城市集群化和东部沿海集聚化的大潮流或大趋势。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起始于184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城市化率才达到1%左右),一直处于低水平起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前十年随着经济改革在农村启动,主依托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走出了一条小城镇为主的分散式城镇化发展道路;而后十年来,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候鸟式的民工流动潮逐渐演变为迁徙鸟式的城市准居民定居状态,农村、小城镇逐渐衰败而大城市拥挤不堪乃至恶性膨胀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人口区域流动和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成为必然趋势。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自由迁移流动所不同的是,由于受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等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中国人口迁移流动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就是正式永久性迁移,可以通过升学、干、招工和参军,以及家庭团聚、在城市购买住房或土地被政府征用等正式渠道获得了城市户籍,而永久性地迁移到城市工作和生活;⑧另外一种则是非正式的临时性流动,即没有获得城市户籍而以寻求就业机会、为改善经济社会生活条件而“候鸟”式的流动。后者的典型表现形态即“民工潮”,这是由于城乡的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及社会保障等制度性障碍的存在,使得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迁移流动出去后,大多数并不能在所迁入区域和城镇永久性地居住下去,不得不回流到原来的农村。⑨就其实质来看,以“民工潮”为主流形态的劳动力转移流动,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农民继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之后,针对城乡隔绝、区域封闭的旧体制的第三次改革潮。其结果是,为城市和发达地区供了急需的劳动力素,促进了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但也加剧了流入地城镇就业的压力。多少年来,席卷全国、浩浩荡荡的“民工潮”,由西向东,由经济落后和贫困内陆边远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流动,而且其“潮势”越来越猛,一度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但是,近年来从沿海浙东南及闽东南地区,在不知不觉中涌来了另一股潜流“民工荒”。对此,有学者判断,这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的临时性现象,也有学者预言,这是“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的先兆。事实上,近年来“民工荒”现象的形成,有总量问题,但主是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它其实是不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并折射出一系列重问题。
其三,教育规模扩张对毕业生就业状况有着重影响。“学生就业难”是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213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达到了699万,同时,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有所降低,因而有“史上最难就业季”之说。对此,很多人认为,大学扩招过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主原因,但赖德胜团队的实证研究结论似乎不支持这种想当然的判断。他们利用四个年份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CNPC,2;CHIP,22;1%SPC,25;CHIP,27),以失业率作为核心指标,考察了各级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结果发现,失业率随年龄的增长有一个自然的变化不论对于哪级教育程度的个体,自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始至28岁左右,经历了一个高失业率到低失业率的转变,28岁以后,失业率相对保持稳定。在各个年龄阶段,教育程度越高,失业率也越低;而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如果他不上大学,其失业率会更高,劳动参与率会更低,更不会得到一份劳动合同以及社会保险,这说明教育扩展并没有使个体就业状况变得更差。基于此,赖德胜教授认为,大学扩招是中国经济及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经阶段,这既是经济增长的需,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政府的大学扩招决策是明智而正确的选择;大学生就业是青年就业的一部分,如果大量高中毕业生上不了大学,今天就业难的对象也许不是大学毕业生,而是高中毕业生,这丝毫不会减轻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大学扩招对创新和发展的综合效应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来,长期来看,最近十几年的高等教育扩招很可能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源泉。⑩对此,笔者看法稍有不同。教育是一种短期消费,更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产业地位和作用主体现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而当时出台的扩招政策的直接动机和理论根据恰恰是将它作为短期内“拉动内需”的策略来推出的;由于高校大规模甚至有些盲目的扩招,造成“学历注水”或“教育过度”,导致青年劳动力供给与国民经济产业需求出现严重的结构性错位,才导致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就业难”与“技工荒”同时并存的尴尬局面。这能说当初扩招决策是一种“明智而正确的选择”吗?似乎很难说。当然,赖教授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承认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高等教育快速扩招有一定联系从数量上来看,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大幅度增加,其对就业岗位的期待高得多,而需求的调整则相对较慢,导致供需出现缺口;从质量上来看,大学扩招是在准备不是很充分情况下启动的,很多承担扩招任务的院校无论硬件和软件都达不到有关求,结果,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就难于适应市场的需求。
当然,如果深究起来,大学生就业难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根源。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地区、部门、单位之间的福利待遇差别很大,相互间的流动性受到了有形无形框框的限制,如果去了条件不怎么好的地区和单位工作,再选择和再流动的成本会很高。因此,很多毕业生宁可漂在北上广,也不愿回家乡或到其他地方工作,导致的结果是大学毕业生区域或单位配置的两极化。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还得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为了更科学客观地描述、分析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对就业所造成的影响,赖德胜团队采用半对数线性回归模型,选取了劳动力市场信息完善、劳动力市场分割、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五个变量作为失业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劳动力市场信息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选择职业介绍机构数、职业介绍机构人数和网民比例三个指标,经济增长由人均GDP来表示,产业结构使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表示,劳动力市场分割用国有企业职工占全体就业人员的比例来表示。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信息完善程度与失业率负相关,市场信息越完善,失业率越低;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变动呈正向变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越严重,失业率越高。这从宏观层面验证了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对就业所造成的根本性影响。
对于当前中国就业领域的重点和难点,赖德胜教授形象地比喻为“就业三碰头”,即“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和“转移就业”三大重点难点问题同时聚集在了一起,造成了近年来扩大劳动就业前所未有的困境。笔者以为,这个“三碰头”的说法很形象,大体上把准了就业形势的基本脉搏,但如果细究起来,其在逻辑上多少有点不通“转轨就业”或“转轨失业”,实际上是指市场化体制转轨过程中导致的就业问题;而所谓“青年就业”或“青年失业”,是指15岁~24岁的劳动力群体,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和以青年为主体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或失业问题;至于“转移就业”,后文又叫“农民工就业”,是指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这样三个概念其实不在一个逻辑层次,而是相互参合、彼此交错的。
笔者以为,“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当今中国改革转轨和发展转型的三大主题,参照着人口和劳动力自然增长、地域迁移和结构变化的大方向和大趋势,用“一个拐点三个化”来描述中国当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劳动就业态势,可能会更清楚、更合乎历史逻辑一些。伴随着“刘易斯拐点”或迟或早的到来,中国劳动力在总量上无限供给的时代终将会过去,但随着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工业化发展峰回路转、人口和劳动力城镇化转移走向市民化,中国转型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加剧,未来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就业发展的战略指向将会成为必然选择。
转型期政府就业政策得失及未来就业战略的基本指向
赖德胜教授认为,近年来的积极就业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着问题,诸如积极就业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性有待加强;积极就业政策的重点不突出;一些具体措施落实不力,缺乏可操作性;积极就业政策的配套措施不全,影响了贯彻落实的效果,等等。目前,中国就业战略的主特点表现有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优先,加强增长带动就业的作用;二是重视政府主导和发挥国有企业稳定就业作用;三是重视以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采取不平衡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赖德胜教授出了实施扩大就业发展战略的具体举措,其原则与目标可以概括为“实施一项战略,做好两项统筹,实现三大目标”,即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做好“城乡统筹就业”和“地区统筹就业”,实现“规模扩大、结构优化、质量高”三大目标。笔者以为,这样的归纳和总结是全面而周到的,但没有特别突出未来扩大就业的“杠杆解”,即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以此作为促进就业扩大的根本动力。
赖德胜教授还特别研究了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及其政策选择,以及特殊群体(如失地农民、残疾人等)的就业困境及政策取向,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但无论是取代传统“一人一岗”而形成“一人带动一群岗位”的创业促就业模式,还是大学毕业生、青年农民工、城镇下岗工人等特殊群体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其实说到底都是近年来市场化改革滞后,特别是教育、文化等非物质生产领域改革严重滞后引起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换、劳动力市场严重制度性分割、就业岗位供给与劳动力就业需求严重错位等后果带来的矛盾和困境。因此,“十二五”及未来十年的扩大就业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从“量质齐升、和谐劳动、促进创业、高素质、制度完善”五个方面来落实,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制度保障”,抓住了深化改革、全方位反落差市场化改革这个“杠杆解”,才是真正抓住了扩大就业的“牛鼻子”,全面小康中国梦才可能得以最终实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ZD94)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页。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Herzberg,F.,Mausner,B.and Snyderman,B.,The Motivation to work,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59.- Herzberg,F.Work and the natue of man,Cleveland,OHWorld Publishing,1966.
美保罗·克鲁格曼、罗宾·韦尔斯《宏观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2年,第55~56页。
李宝元主笔《企业用工之困212中国人本发展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12年,第2~15、9页。
赖德胜等《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13年。
邓曲恒、古斯塔夫森“中国的永久移民”,《经济研究》,27年第4期。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1年第4期。
赖德胜“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结与解”,《法治周末》,213年6月5日。
责 编/肖 洁
A “Leveraged” Solution to the Structural Problem Affecting China’s Employment Market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Comment on Lai Desheng’s Research on Implement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Increase Employment
Li Baoyuan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a transitional period,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facing its macro-economy and labor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include digit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while the domestic challenges include industri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will come sooner or later, China’s previous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will not continu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further progres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rural people who used to be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but now choose to settle down,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affecting China’s employment market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will further intensify. As such, maintaining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promoting employment through deepening of reform will be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make.
Keywords employment, Chinese employment policy, total supply and demand and structural problems, strategic orientation

  

转型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杠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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